车站线路已由私营逐渐转为正规化，农民工聚集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班车每天都有  十年前的万人排队景象不再有

　　一个车站 管窥几代打工史

　　微观开县

　　昨日，重庆晨报“打工20年·走进中国打工第一县”系列报道第一篇章见报。报道中，我们呈现了几位“打工第一代”在打工经济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故事。他们的奋进与挣扎，憧憬与彷徨，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2013年春运中的开县中心客运站。事实上，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开县民工，都是通过在乡镇包车或自己开车抵达务工地，但不可忽略的是，开县中心客运站仍旧是主力，同时也是开县劳工输出的窗口和历史见证者。

　　对此，我们希望从开县现在回溯到过去20年，并通过劳务输出的路径，来探寻打工经济背后的时代密码。

　　开县中心客运站

　　线路变迁背后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最早的一批农民工外出打工，开县的客运站见证了他们这20多年打工路的风风雨雨。20多年来，开县客运站的发展、变迁，线路的开设和增加，无不映衬出时代的浪潮。

　　外出打工的人逐年上涨

　　2007年，开县中心客运站建成投入使用，工作人员队伍由原开县西门车站和开县老车站两拨人马合并组建而成。该车站为一级客运站，经营的省际和跨区县班线有25条，县内的班线有25条，进站参营车辆405辆，日发班次200次，日发送旅客5000人次，年输送旅客近百万人次。

　　目前，开行的长途班线有：北京、上海、淄博、海口、虹桥、杭州、晋江、阳江、深圳白石州、龙岗、番禺、宝安、东莞总站、南城、常平等线路；中长线路有西安、武汉、成都、重庆、永川、万州、达川、宣汉、梁平、垫江、城口、巫溪、云阳、奉节、樊哙、开江、胡家等线路。

　　另有岳溪、龙安、五通、陈家、赵家、渠口、开竹、兼善、万里等25条通往重要乡镇的线路。50条线路中90%合并前的两个车站都开设有，而开往淄博、太原、永川等几条线路则是近几年新开设的。

　　车站客运科科长廖川高认为，依据往年春运后的统计数字显示，节后外出打工的人呈逐年上涨的趋势。而且据他目测，今年从大年初四开始，外出的务工人员比去年同期又有所增加。

　　线路由私营转为正规化

　　廖川高从进入开县老车站，一直到车站整体搬迁至新县城，都在这里工作。据他介绍，每逢大年初六、初八等双数日外出的旅客特别多，不管是春节假期结束返程的人，还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大都集中在这些日子。

　　“开县的风俗习惯是这样，逢双数日才出远门，单数日外出遭忌讳。”廖川高笑着说。

　　除了开往万州、重庆主城区的车辆较多，前往外出农民工聚集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的班车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客流量。“每天都有班车发往深圳、东莞等地，这是我们最早开设超长线路的一批地方。”廖川高说。

　　根据运营情况、乘客多寡、车况等具体因素，每天开往东莞的班车，发车的班次并不固定。

　　廖川高说，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走在改革前沿的广东沿海地区急需大量劳动力。最早外出打工的人之中，有个别有商业头脑的人，组织卧铺车搞起了私人的点对点运营。比如把车开到某个集镇，把想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集中在一起，直接送到深圳、东莞那边的工厂区。在1992年的时候，开县老车站和西门车站同时开设了前往东莞的线路。

　　“那时候，单位买来几台卧铺车，到万县市(万州区前身)车管处进行线路的注册备案之后，就可以顺利的搞起线路运营了。不用前期派人到东莞那边的车站去衔接。”廖川高满怀回忆的说道。

　　讲述>

　　开县汽车站，买车票的人们排起了长队。

　　车站

　　两姐妹分别在北京和深圳打工，去往的地方不同，车站就是她们分别的地方

　　依旧是亲人分别的地方

　　开县中心客运站，是他们出发前最后涉足的地方，也是他们归家时第一脚踏上的土地。同时，它更是开县劳工输出的窗口和见证者。

　　2月16日，大年初七，重庆晨报记者分头来到开县中心客运站，追溯劳务输出的过去和现在。每年此时，开县中心客运站都会是人头攒动，外出务工的人们带着对生活的期盼，背起行囊，再次离开家乡。

　　不过，车站售票员张莉告诉记者，以前每年大年初六、初八都是高峰，如今再无法看见十年前万人排队的景象。

　　穿过车站前广场熙攘的人流，车站前的台阶上坐了不少人，或老人或孩童，还有一些被埋在大堆行李里专心看报的人。

　　车站一角，两男一女在地上铺了一张花花绿绿的床单，四仰八叉地睡着，似乎不觉冬天的寒冷与周边的嘈杂。不远处，一对老年夫妇铺着报纸席地而坐，稀松的白发在风中颤抖，两人手中各捧一碗泡面，旁若无人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开县中心客运站的11个售票窗口已经开通了10个，每个窗口前都排了20多个人。

　　两点过，56岁的黄世宽在候车厅里看管着行李和孙子，不时朝售票窗口方向张望。

　　火车票实在不好买，一家人从开县辗转到万州，没买到票，又折回开县，准备买到达州的汽车票，然后在达州再买站票。

　　黄世宽在北京餐馆打工十多年了，儿子最近在南京开了餐馆，黄世宽决定辞掉工作到南京给儿子帮忙，顺便照看孙子。“在北京十多年了，其实我也舍不得，没得办法，儿子那边也需要人。”

　　刚从老家赶到车站的罗家两姐妹，在候车厅拆分大包小包，一串串的腊肉、整箱的粉条、一袋袋的萝卜干……“这些东西都是老家的爸爸妈妈早就给我们准备好的，让我们带过去，全是家里的土特产。”

　　两姐妹分别在北京和深圳打工，去往的地方不同，车站就是她们分别的地方。

　　教育

　　坚持把孩子带到城市读书

　　范晓红撇了撇嘴：“农村的教育比较落后，如果让孩子在家读书，很难成才。”

　　“妈妈，给我买包谷吃吧。”候车厅长椅上，7岁的小新坐在洗得发白的行李袋上，撅着嘴说。

　　小新的位置正对着小卖部，货架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零食，惹得嘴馋的小家伙直咽口水。正巧一个女孩拿着热腾腾的包谷从他面前走过，小新实在忍不住。

　　小新的妈妈范晓红，左手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桶，右手紧紧握住一个淡黄色的手提袋，双眼盯着手机，没有搭理儿子。倒是一旁的罗婆婆心疼孙子了。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零钱，“要好多嘛？去买点饼干吃嘛。”

　　罗婆婆和小儿子一家都在东莞打工。1994年，罗婆婆和丈夫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家里的老人，一道外出打工，他们辗转跑了陕西、深圳、淄博等多个地方，最后在东莞安顿下来。

　　“说实话，我们出去打工，也是想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让孩子过得好点。”但罗婆婆的两个儿子都对读书没有太大兴趣，初中读完就外出打工。对此，罗婆婆一直有些耿耿于怀。

　　“怎么说，在外面打工也是给别人下力，如果自己有本事了，当然是最好的。”所以，孙子出生后，罗婆婆一直坚持让两个儿子把娃儿带在身边。

　　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让孩子不再走父辈打工的老路，这也是众多外出务工人员带着孩子去打工的重要原因。

　　范晓红说，从儿子出生，就一直跟着他们在广东。身边不少工友在娃儿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回农村。

　　范晓红撇了撇嘴：“农村的教育比较落后，如果让孩子在家读书，很难成才。有了父母的监管和城市较好的教育，儿子的成绩提高很明显，过年回家和其他的小伙伴一比，优势很明显。”

　　未来

　　朱志军15年的打工生涯，在广东建立了各种关系，要是回老家，很难重新开始

　　留乡或外出各有各的想法

　　6、7版文/重庆晨报记者 杨昱 林祺 见习记者 龚正 肖楷韬

　　图/重庆晨报记者 许辉毅

　　其他人忙着买票时，47岁的肖远胜踏着欢快的步子从退票签字处走了出来。妻子迎了上去：“退掉了？”“退掉了。”

　　经熟人介绍，肖远胜已在重庆市内找到一份工作，隔两天就要去上班。

　　肖远胜之前在广东东莞市一家电子厂上班。年前回家、年后回南方继续工作，已成为他几年来的生活“定律”。

　　“在东莞上班，每个月能够拿到3000元出头。可在外地务工，逢年过节要大包小包地挤火车，赶汽车，往来很不方便。”另外，不能照顾留守家中的妻女和年迈的父母，也是肖远胜的一块心病。

　　在去年一次媒体调查中，开县有70%的人表示愿意回乡工作，20%的人已长期定居他乡，10%的人还在观望。对于回乡的难题，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就是有较好的工作和前景。

　　今年春节回家，肖远胜打听到，如今重庆本地各工业园区的用工量大，不仅月工资不低，工作环境也不错。

　　肖远胜算了笔账，在外务工虽然工资稍高，但生活成本、往来车费也要多一些，还不能很好地照顾家庭。于是，他决定春节后不再外出，就近找了工作。

　　朱志军背靠在候车厅的椅子上，打着瞌睡，边上的妻子，盯着放在稍远处的一只公鸡。对于是否外出打工，朱志军夫妇俩有着与肖远胜完全不同的想法。

　　去年，夫妻俩接手了一个小的手包加工厂，此前，夫妻俩都是手提袋加工熟练工，一个月可以赚到5500元，除去每个月1500元的生活费，剩下的4000元不仅要还老家修房子的借款，还要支付两个小孩的生活费。朱志军说：“这虽然比在家务农收入高一些，但压力也很大。”

　　去广东打工有十多年了，朱志军做过不少于10个行业。当问到有没有想过回家务工时，朱志军说：“每次换工作，我都没有想过要回家乡打工，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个想法。”

　　他说，父辈那一代多数是想打工挣钱，然后回家修栋好房子，留些余钱过日子。但他们这一代不同，挣钱只是第一步，当积累了第一桶金，他们梦想的是在城市里拥有一番事业。“父辈是和村里人比，我们是想和城里人比。”在朱志军看来，在外面的机会还是要多一些。

　　更为重要的是，朱志军15年的打工生涯，在广东建立了各方面的关系，要是回到老家，很难重新开始。

　　北京开馆子，上海拆房子，广东进厂子，新疆种树子……去年劳务收入超66亿元

　　开县在全国叫响打工第一县

　　劳务品牌 全国打工第一县

　　开县，人口大县，农业大县，更是劳动力资源大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温饱，开县人纷纷走出大山、走出开县、走向全国，并逐渐形成开县民工“劳务品牌”。劳务输出不仅成了开县的“名片”，也为开县经济发展尤其是解决就业做出了历史性、阶段性的巨大贡献。有数据显示，该县劳务输出一度占到了农村农民货币收入的60%、人均纯收入的50%。2012年，开县实现劳务收入66.7亿元，比2011年增长21.3%。在“打工第一县”叫响全国的同时，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又成了开县亟须解决的新问题。

　　宏观开县

　　车站售票员

　　10年前，车站晚上睡满人

　　10年后，万人排队不再有

　　10年前她是一名车站稽查队员，10年后她成为车站行政办公室秘书。昨日，开县中心客运站的张莉讲述她亲历的车站10年变迁。

　　2000年，大学刚毕业的张莉来到开县老车站成为一名稽查人员。她回忆说，此后的每年春运，都是她最忙的时候。

　　当时，打工的农民工回家过年后再次踏上外出之路，他们拎在手中的大包小包的行李，会造成班车出站受堵。为保持通畅，车站稽查人员必须到售票大厅帮助维持秩序，引导旅客购票乘车，甚至帮助旅客搬运行李。

　　“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张莉回忆说。有一次，一名农民工准备插队买票，张莉上前劝他排队，结果却遭到对方呵斥：“这么多人排队，等轮到我，票早卖完了。”他说完，转身将背在身后的行李甩向张莉，身体单薄的张莉摔倒在地，为此她委屈了好几天。

　　“当时车票确实比较紧张，发往广州的长途汽车三天才一班。有些路远的农民工，还要在车站过夜，晚上都睡满了人。”张莉说，农民工这种焦急的心情她能够理解，也很敬佩他们。

　　2003年，张莉被调到开县西门车站成为一名售票员。“请问您要哪一天的票？”“到哪儿？”“您要几张？”“请把身份证给我。”那时，她每天都要不断重复这样的话，一天要重复上千遍。

　　“早年破旧的站房、近郊农民坐火车进城卖菜、春运万人排队买票……”张莉说， 如今，以前的两个旧车站已合并成一个新车站，班次也增加了。张莉说，以前临近大年初六、初八都是高峰，如今再无法看见十年前的那番景象了。

　　北京开馆子，上海拆房子，广东进厂子，新疆种树子

　　2月17日，开县县城，63岁的周德兴埋头踩着三轮车朝开县中心客运站驶去，车上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周德兴一家分散在全国各地。他在广东看管工地，老伴在北京餐馆帮工，儿子在重庆做批发生意，女婿在陕西打工，女儿则留在老家看管两个孩子。春节一过，一家人就要各奔东西了。

　　周德兴一家，只是开县外出务工群体的一个缩影。开县曾是重庆市人口最多的一个传统农业大县，拥有近160万人口。

　　人多地少，加之又是三峡库区移民大县，过去，大力组织劳务输出、解决劳动力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开县县委县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开县就业局劳务产业办公室主任袁万祥说，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开县，一部分农民很快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开始走南闯北打拼。只是那个时候，开县的外出打工人员比较零散，还没有形成规模。

　　到了1992年，政府开始介入打造开县民工劳务品牌。很快，当地开始流传“北京开馆子，上海拆房子，广东进厂子，新疆种树子”的段子。在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餐饮、拆房、种植、筑路等行业，都有开县农民工的身影，于是开县得到“打工第一县”别称。

　　袁万祥说，1992年至2000年期间，开县村镇里到处都是开工建设的新房，“在外面赚了钱的打工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修房”。

　　在政府的引导下，开县劳务输出呈现出几大转变：由自由式、分散式输出逐步转向组织化、规模化输出；由季节性输出向常年性输出；由家庭单个成员外出向举家外出务工的转变；由单一的体力劳动向体力劳动与智力服务共存的就业格局转变。

　　袁万祥说，在劳务输出之初，只是少数有一定文化的复员军人和中学毕业生，抱着“闯一闯”、“试一试”的心态外出打工。进入成熟期后，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输出劳动力，近年来先后与输入地签订了用工协议，逐步开展“订单式”劳务输出，务工人员由单打独斗式的“独行侠”转向集团式、中介式、有计划、有组织输出。

　　20世纪80年代，农民外出务工主要利用农闲时间，农忙“双抢”季节回家务农，兼业性、季节性强。后来，外出务工人员从业时间延长，转移就业的稳定性提高，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涌现出更多举家外出的打工者。

　　2012年，实现劳务收入66.7亿元，同比增长21.3%

　　客车检修工

　　30年春节都加班

　　盼望过个团圆年

　　春节本是一家人热闹团年的日子，但开县客运中心例保科56岁的杨发国，却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上百辆汽车从他手中经过才能运行，这已经是他连续干的第30个年头了。

　　1983年的夏天，26岁的杨发国来到开县交通局里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后来，他被调到开县西门车站当上客运汽车检修员。虽然当时客车班次不多，但车况却不理想，客车运营前必须例行检查，而这就是杨发国的工作。

　　到了1997年，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西门车站开通到广州的超长客运线路。从开县到广州需要三天三夜。车辆长时间行驶，加上路况、车况都不好，车辆的毛病越来越多，杨发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有一次春节前夕，一辆刚从广州回来的客车的传动轴和发动机都出了问题。于是，杨发国赶紧对车辆进行抢修，经过三天奋战，他和三名工人终于将车辆修好了。

　　如今，说起以前的工作，已从一线退下的杨师傅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说“都习惯了”。杨发国说，每天不到车站去看看，他心里就不放心。

　　“我儿子挺争气的，考上了大学，找到满意的工作，不久前结婚了。”杨发国说，儿子在武汉上班，今年春节没办法回家过年，杨发国对此十分理解。不过，杨师傅的爱人告诉记者，其实杨师傅心里挺想儿子，很希望家人能够团聚过个好年。

　　根据开县北京办事处提供的数据，目前，开县人在北京开的餐馆数量达到3000-4000家，从业人员3万人以上。

　　开县商会在北京很有名，开县人说“有问题，找咱开县商会”，它是除温州商会外全国范围内第二个区县级的商会。

　　谢世洪和邓文忠等人，是第一批在京开小吃店并发达的开县人。

　　1997年下半年，谢世洪在成都一家宾馆当厨师长已4年，每月工资4000元。后来，他到北京一家小吃店当厨师，可一个月不到他就被炒了鱿鱼。于是他换到另一家小吃店打杂、洗碗、学经营，每月工钱才一千元，但他对自己说：学开小吃店，挣大钱。

　　2002年，开县人老陈在北京第一个打上“成都小吃”的牌子做小吃，并赚了钱，这个消息在北京的开县人中传遍了。在“榜样”的鼓舞下，谢世洪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元，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小吃店。那时，开县人开的“成都小吃”像雨后春笋，每天都有新的小吃店开张。

　　在一次聚会时，邓文忠提出，大家靠“成都小吃”的招牌占领北京，何不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小吃店改名为“重庆小吃”，让人们都知道这是重庆人开的？经过近一年的准备，2007年8月开县商会成立，在京的800多家开县小吃店老板都加入了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人任副会长。老陈当初去注册“成都小吃”时，被告知“成都”是地名无法注册，大家商量后，决定取名渝满天。由十几人投资入股的渝满天餐饮公司也同时成立，注册资金300万元，他们开始运作将成都小吃改名做成连锁店。

　　抱团发展是开县人在外打工的一大特色。目前，开县务工人员在市外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广东、广西、福建)，主要从事建筑、电子、制衣制鞋业，这部分人员占到了外出务工人员的40%；其次，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的打工者主要从事拆房、制衣业；在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等)则主要从事餐饮服务业；在其它地区主要从事餐饮服务等行业。

　　劳务输出不仅成了开县的“名片”，也为开县经济发展尤其是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历史性、阶段性的贡献。数据显示，该县劳务输出一度占到了农村农民货币收入的60%、人均纯收入的50%。2012年，开县实现劳务收入66.7亿元，比2011年增长21.3%。

　　在打造“打工第一县”这张名片时，政府也曾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不高、劳动者素质不强、劳务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困扰着他们。于是，开县通过推行“培训+转户+输出基地”、“劳务中介+境外输出”等多种培训输出模式，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规范劳动力就业转移。

　　“金开家政”、“开州厨师”、“帅乡砖工”、“三峡电子”等一个个与开县务工者有关的劳务品牌，实现了开县劳务输出从无序到有序、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建立了一系列在全国叫得响的劳务输出基地。

　　劳务大量输出的同时，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也出现了，成为了开县亟须解决的问题。目前，开县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有80258人，学前教育留守儿童有13896人，空巢老人有10余万人。

　　袁万祥说，针对这部分群体，政府也在积极探索破解措施。比如，针对空巢老人，积极开展完善基本养老保障，建立关爱照料服务，开展医疗健康服务，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等，开县被确定为全市“空巢老人”服务试点县。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成了亟须解决的新问题

(原标题：开县在全国叫响打工第一县 )